吴思先生是中国当代少有的极富创造性的思想者，也是笔者最佩服的人之一。正因为敬佩之深，期待也深，内心一直对吴先生有一种失望。今天在网上看到吴先生《造化的报应》一文，这种感觉更加强烈，以致不吐不快。
吴先生此文的中心意思是：“我们的祖先一直说天道好还，报应不爽，希望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其实造化把这报应的工作交给了人类自己，交给他们设计和建立的制度。如果这个社会倾听这种要求，在尊重个人的基础上建立了权利和义务平衡的制度，建立了恰当的责任追究制度和贡献奖励制度，报应的体制就建立了。如果这个社会不建立这样的制度，那么，这个社会就会遭到报应，它会被其他有着更合乎造化要求的制度的社会所淘汰，或者被它自己所破坏。我们中国的2000年王朝循环就是造化给予帝国制度的报应”。
很难想象这是从《潜规则》的发现者口中说出来的话--难道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，竟然是因为没有“建立恰当的责任追究制度和贡献奖励制度”？吴先生自己似乎也说过：前清的规章制度，已经很完善；如果能真正实行，那已是世上少有的好制度。按《造化的报应》一文逻辑，西方的成功，自然也是因为“建立了恰当的责任追究制度和贡献奖励制度”；但这种制度框架，在西方确立已有数百年之久，为什么直到20世纪前期，西方社会仍然普遍存在严重社会不公、政治腐败和贫富悬殊，一直要到20世纪中期后，情况才逐渐改变？
对上述现象作出最透彻解释的，正是吴先生本人。只不过，吴先生只习惯于把解剖刀对着中国，而不习惯于将同一刀法运用于他倾心已久的西方，这正是吴先生一直令笔者感到遗憾的地方。吴先生告诉我们：正式规则之外有潜规则，前者是人为“设计和建立的”，是理性建构的结果；后者是自发生成的，是人性和环境相结合的产物。前者是各种正式的典章制度，后者就是著名的“潜规则”。吴先生证明：人为建构的正式规则总是敌不过自然生成的潜规则，后者才是社会生活的真正主宰。事实上，一定的社会结构总是对应着一定的游戏规则；因为这种规则本身也有着它自己唯一的规则：即它总是服从掌握了最多资源的社会强势群体的需要，这才是广义的“血酬定律”。
正因如此，“中国2000年王朝”历朝历代逐步完善的典章制度最后总会形同虚设。正因为此，在西方资本主义早期及现在的发展中国家，标榜“公平竞争”的市场机制总会制造大量的社会不公和贫富悬殊；所谓的“民主法治”，也往往会沦为服务于少数人（资产阶级精英）利益的工具，权力腐败盛行。如果在这时候推出什么“社会安全号码”制度，登记记录的部门和个人也无非是成为权力腐败的又一环节而已，哪里又会有什么“奖励公德，惩罚缺德者”的“精密报应机制”？
究其原因，在任何贫富强弱悬殊的社会，强富者为保障既得利益，一定要想方设法扭曲操纵各项规章制度，使其成为有利于己的游戏规则；只要社会资源的分配状况没有改变，他们就始终有能力做到这一点，尽管其间可能有所波折。而社会的资源分配状况，在一定的生产方式下，归根到底要由经济发展水平、尤其是人均收入水平决定。只要生产方式没有发生突变，经济水平没有大幅提高，社会资源的分配状况、社会生活的游戏规则就不可能有根本变化。强弱贫富悬殊的社会，其游戏规则和“报应机制”只可能是“奖励强富、惩罚贫弱”；只有当经济发展、社会进入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、大多数经济资源被中产阶级掌控之后，此时，社会最大的强势群体（中产阶级）才不再普遍需要赏强罚弱的游戏规则，“奖励公德，惩罚缺德者”的“报应机制”才有可能建立起来。
吴先生见不及此，并不奇怪--相信总有一种“可以人为选择”的方案，能够彻底改变中国，使中国一举“跳出恶性报应的轮回”，是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、即所谓“仁人志士”的通病；由于西方社会的成功示范，人们自然把目光投向西方：如果存在一种由弱转强的灵丹妙药，当然只能到由弱小转为强大的西方去寻找。
但是，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。从共时性看，东西方社会条件存在巨大差异；西方适用的，东方未必适用。从历时性看，历史过程往往不可复制；西方走到今天，有其特殊的历史条件和机遇，即所谓“先发优势”。客观说，全球制度竞争的结果，证明了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（市场经济）的高效率；但西方资本主义能够顺利走到今天，与它利用“先发优势”调动了全球资源、化解了国内危机分不开。今天后发的市场经济国家，要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压力，已经不再具有单向利用全球资源纵深的可能。因此，后发展国家最终能走到哪一步，能不能渡过马克思所预言的资本主义危险期？确实还很难说；这么一个大小既定的全球经济体系，撇开技术和生产方式的突变等不确定因素不谈，究竟又能容纳多少个中产阶级富裕国家？也很难说。
吴先生的思想出现盲区，锐利的批评锋刃只指向中国，不指向西方；这虽然可以理解，却未免令人遗憾--笔者本来以为，吴先生是有限几个有可能为中国探出新路、超越中西故径的人选之一。
